秦朝自從商鞅變法以來，逐漸的變得強(qiáng)大，直到秦始皇統(tǒng)一了四分五裂的中國。秦皇朝建立后，曾頒布過通行全國的法律。

秦律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嚴(yán)刑酷罰。特別是秦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秦得水德，水主陰，陰刑殺，因而他“剛毅戾深，事皆決于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后合五德之?dāng)?shù)。于是急法，久者不赦”。

從史籍和云夢秦簡的記載著，秦的刑罰名目繁多，大約可分為死刑、肉刑、徒刑、答刑、髡耐刑、貲刑、贖刑、廢、淬，收、連坐等十二種。

秦朝酷刑車裂

而在同一種刑罰內(nèi)，又按處死的方式、對肢體殘害的部位，鞭苔多少，刑期長短。遷徙遠(yuǎn)近和貨罰輕重等，分為不同的等級。

如死刑有戮、戮尸、奔市、碟、定殺、族、夷三族、、車裂、腰斬、體解、囊撲、剖腹、蒺藜、鑿顛、抽脅、鑊烹，肉刑有黥、箅、刖、宮，貲刑有貲甲、貲盾、貲戍、貲搖，連坐有親屬連坐、什伍連坐、官吏和士兵上下級之間的連坐、薦舉人與被薦舉人之間的連坐，等等。

按秦律的規(guī)定，各種刑罰既可單獨(dú)使用，也可重復(fù)使用，還可兩種、三種結(jié)合使用。 “黥顏額”，就是在額頭和雙顴均施以黥刑。

又云：“擅殺子，黥為城旦舂。”“五人盜，臧(贓)一錢以上，斬左趾有(又)黥以為城旦。”這兩條律文，前者是肉刑(黥)與徒刑(城旦)的合用，后者則是刖(斬左趾)、黥兩種肉刑與徒刑(城旦)的合用。這種不同刑種的交錯重復(fù)使用，使本來就名目繁多、用刑苛酷的秦代刑罰變得更加繁雜而殘酷了。

而這種種酷刑，又主要是針對農(nóng)民和奴隸群眾的。秦律對農(nóng)民和奴隸往往是輕罪重刑，從嚴(yán)懲處。如規(guī)定：盜采人桑葉，賠不到一錢，應(yīng)“貲搖三句”;甲盜不盈一錢，前往乙家，乙“見智(知)之而弗捕，當(dāng)貲一盾”。還規(guī)定：

城旦春毀折瓦器、鐵器、木器，輒治(笞)之。直(值)一錢，治(笞)十;直(值)廿錢以上，孰(熟)治(笞)之。笞，實際上也是一種肉刑。服城旦舂的刑徒在勞動生產(chǎn)過程中，只要對用器或工具稍有損壞，其損失雖只值一錢，就得鞭笞十下，如果值二十錢以上，竟可“熟答之”，即不計次數(shù)地任意重打，直到打夠為止。這種不加限定的行刑規(guī)定，實際上是給封建官吏任意殘害人民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法律依據(jù)。

秦代“法繁于秋萘，而網(wǎng)密于凝脂”。但秦始皇還不以此為滿足，他往往濫施淫威，肆意刑殺。據(jù)《史記·秦始皇本紀(jì)》載：

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東游，行至陽武博浪沙(今河南中牟)，“為盜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

(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始皇微服行巡咸陽，夜出遇盜于蘭池(今陜西咸陽市東郊)，隨行武士當(dāng)即擊殺盜，但始皇仍下令“關(guān)中大索二十日”。

(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始皇幸梁山官，在山上見丞相出行時車騎很多，心甚不快。當(dāng)時大概有在其身旁的官中隨行侍者私下告訴丞相。丞相從此便減少了車騎。始皇知道后大怒。推斷“此中人泄吾語”。于是“詔捕請時在旁者，皆殺之”。這一年，始皇還借口儒生“或為妖言以亂黔首”，坑殺四百六十余人于咸陽。

(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有人在東郡隕石上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幾個字，始皇知道后，“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

始皇的這些暴行，幾乎涉及到了社會的各主要階層。其中被誅殺的大多是勞動群眾，但也有屬于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的一些儒生、博士;連宮廷內(nèi)的“中人”也不能幸兔。由于秦始皇“專任獄吏”，“樂以刑殺為威”，因此，秦朝的許多官吏往往苛酷貪殘，嗜殺成性。如范秦始皇嚴(yán)刑酷罰，以暴力治天下，自以為可以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陽令便是一名“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shù)”的劊子手。

但是，正如漢陸賈總結(jié)亡秦教訓(xùn)時所說：“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奸逾熾，兵馬益設(shè)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為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眾而用刑太極故也。”陸賈這一論斷，確是秦代歷史的真實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