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際，大量的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清代西歐來華的耶穌會士，曾先后把《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中國經(jīng)典譯成拉丁文加以刊行。來華傳教士還通過書信和著作，向本國廣泛介紹中國的地理、歷史、學術(shù)、典章和風俗習慣。中國的封建思想文化，對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及其他百科全書派等，都有一定的影響。中國的工藝美術(shù)品，特別是瓷器和漆器，深受歐洲人的歡迎。與此同時，當時歐洲來華的天主教士，也把西方有關(guān)天文、歷法、地理、數(shù)學、水利、醫(yī)學、火器等方面的知識傳入中國，促進了中西文化交流。不過傳教士來華的根本目的并不在此，而是尊奉羅馬教皇之命，力圖促進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最終將中國基督化。

康熙皇帝本人對科學十分喜好，具有一定的科學素養(yǎng)。為滿足自身在科學文化知識方面的需求，常與傳教士交流、請教，從而使傳教士在清廷的地位得以提升。不僅如此，因傳教士精通拉丁語，在涉及對外交涉的場合，清廷特別倚重傳教士。中俄《尼布楚條約》談判時，南懷仁、徐日升、張誠等耶穌會士在中俄交涉中作為中方翻譯，為中俄談判的達成做出巨大貢獻。由于清廷對天主教總體而言比較寬容，因此天主教傳播速度很快。至康熙二年(1663年)，信奉天主教的中國信徒已近20萬，國內(nèi)28個城市都設(shè)在天主堂。

在中國的耶穌會士一直是按照利瑪竇的方式傳教，即在傳播天主教的同時尊重儒家禮儀，允許中國信徒祭孔祭祖。另一些宗派如多明我會和方濟格會的傳教士反對這種策略，將雙方的爭執(zhí)申訴至羅馬教廷，要求教皇裁決中國教徒的禮儀問題。教皇英諾森十世最終支持多明我會和方濟格會的修士，否決了耶穌會士的做法。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羅馬教皇克萊門特十一世派遣使臣多羅至北京，要求禁止中國的天主教信徒祭孔祭祖。這引起清廷的不滿，從而導致中西禮儀之爭。康熙皇帝極為憤怒，將多羅驅(qū)逐出境。此后，清廷對西方傳教士的態(tài)度開始轉(zhuǎn)變，對傳教士的管理愈發(fā)嚴格。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清廷又重申：“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雍正帝在他父親的基礎(chǔ)上，更進一步認為，天主教很可能成為社會不安定的隱患，所以在繼位后，開始在全國采取嚴厲的禁教措施。在雍正時期，除北京以外的所有教堂，全部被關(guān)閉，各省的傳教士被逐往廣東澳門，只留少數(shù)傳教士在北京為宮廷服務(wù)。雍正年間，中俄談判的中國使團已看不到作為拉丁語翻譯的傳教士。

此后，他的兒子乾隆皇帝、孫子嘉慶皇帝都繼承了這一做法，從法律層面上將天主教定性為“邪教”，全面加以取締，并不再重用西洋傳教士負責欽天監(jiān)的工作。至鴉片戰(zhàn)爭前，天主教在中國的影響日漸衰微，很難看到他們的身影。

不過，雍正雖然不喜歡天主教，不喜歡他們在中國傳教，但自己卻很愿意時不時地體驗一把西洋風情，讓自己偶爾“洋氣”“洋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