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28日，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風雨如晦，殺氣陰森。戊戌變法失敗了，譚嗣同、楊銳、林旭、楊深秀、劉光第、康廣仁等“六君子”在這里引頸就戮。

劊子手的屠刀，寒光雪亮。臨近午時，行刑時間到了。“六君子”被推上刑場強按在地。譚嗣同大叫：“某有一言！”監斬官軍機大臣剛毅扭頭不理。譚嗣同朝著剛毅的背影，悲憤地仰天長嘯：

“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剛毅提起朱筆，將六個名字全部勾掉，擲筆于地。六名劊子手同時掄起鋼刀，六顆頭顱同時跌落塵埃。紅雨紛飛，遮天蔽日，菜市口一片血腥。其時，楊銳血吼丈余，“冤憤之氣，千秋尚凜然矣”。劉光第尸身不倒，觀者驚懼不已。

轟轟烈烈的“百日維新”，就此落下蒼涼的帷幕。

當“戊戌六君子”就義之日，京城萬人空巷，圍觀民眾水泄不通。可眾多的阿Q們懷里揣著的，卻是蘸血的饅頭。行刑過程中，圍觀的市民百姓紛紛指著六君子叫罵：“亂臣賊子，書生狂徒，割了他們的舌頭！不好好讀圣賢之書，跑出來禍亂人心！”一些看熱鬧的等不及了，嚷嚷道：“快殺快殺，別磨磨蹭蹭！”自從六君子被逮捕審判，許多此前與他們來往密切的京官噤若寒蟬，多所避忌，就連他們的親友故舊也深恐株連自己，嚇得多日閉門不出。

紅墻內的慈禧太后微笑了--她把這場喋血的表演精心安排在菜市口，就是要公開告訴人們，這六個家伙實是罪不可赦，不殺無以平民憤。而大清子民們也欣然認同了這一判決，目睹這慘烈的一幕后，他們默默地告誡自己乃至子孫：王法無情，誰要想冒犯大清的鐵律天條，這些亂黨的下場就擺在眼前。

譚嗣同被捕前慷慨吟詩：“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而可悲的是，他手中沒有刀，沒有任何的武裝力量。連他們死后的尸體也無人敢來收殮，直到第二年才被送回故鄉湖南瀏陽，葬于城外石山之下。后人在他墓前的華表上刻有一聯：“亙古不磨，片石蒼茫立天地;一巒挺秀，群山奔趨若波濤。”山河無語，蒼涼浸骨。變法失敗后逃至海外的康有為念天地之悠悠，獨滄然而涕下：“復生，不復生(譚嗣同字復生)也;有為，安有為哉？”

而在老百姓眼里，“康黨”根本不值得半點同情，他們都是一群瞎折騰的“白臉奸臣”，正如維新派也將一般老百姓說成“愚民”、“群盲”不可救藥一樣。戊戌政變發生后，與維新派走得很近的張蔭桓也被捕入獄。由于英國公使的干涉，免死遠戍新疆。在押解途中，“觀者數萬，咸呼曰‘看大奸臣！’”還有的人議論紛紛，說從這老頭子的面相打扮看，富貴已極，為什么還不知足，竟然想做皇帝呢？眾人異口同聲要求將他殺了省事。在他們眼中，張蔭桓就是康黨，康黨就是謀朝篡位想當皇帝的亂黨狂徒。那時頑固派造謠“康有為進紅丸，謀弒皇上”原屬無稽之談，卻在城鄉不脛而走，傳得沸沸揚揚。甲午戰敗后，北京城里街談巷議，痛罵李鴻章之余再加上康有為，同斥為“賣國奸賊”。八國聯軍破城入侵，居然有人傳言親見是康有為帶領洋兵進來的！(《庚子紀事》)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國的傳統政治最怕老百姓知道真相。所以，長此以往，老百姓除了交糧納稅以外，對國家大事向來漠不關心。國民與政府在構成國家政治方面是互相依存、互為因果的。在一定意義上說，有什么樣的政府，就有什么樣的國民;反過來，有什么樣的國民，就有什么樣的政府。古典自由主義者密爾在名著《論自由》中有一段話，是對戊戌變法前的中國現實最好的注腳：

從長期來說，一個國家的價值就是組成這個國家的個人的價值;一個國家如果為了要使它的人民成為它手中更為馴服的工具，哪怕是為了有益的目的，而使人民渺小，就會發現靠渺小的人民是不能完成偉大的事業的;它為了達到機器的完善而犧牲的一切，到頭來將一無所獲，因為它缺少活力，那活力已然為了機器更加順利地運作而給扼殺掉了。

專制政府必須使人民變得渺小，使人民成為徹底的“孤獨的人群”，蛻化為到“沉默的大多數”--而沒有健全的個人，所謂人民是不存在的，“人民”只是一個空殼，甚至成為拯救人民者的敵人。

易卜生說：“每個人對于他所屬的社會都負有責任，那個社會的弊病他也有一份。”泱泱神州，從上層頑固官僚，到下層普通百姓，在蒼茫的中國大地共同結成一個深不可測的“黑洞”，戊戌志士們悲壯而激越的呼號，哪怕是石破天驚的獅子吼，一進入這個“黑洞”就變得杳無蹤影。他們想代表人民說話，可人民好像并不需要他們代表。行走在這個昏睡的帝國，他們的背影顯得那么孤獨凄涼。面對這樣一個充滿荒謬迷惘的國度，1900年12月23日，美國的《紐約時報》以《缺乏民意支持導致維新運動失敗》為題報道：

如果讓清國人民自己來決定應該做哪些事情的話，那么他們毫無疑問地會把這個難題又打回到那些必須處理這些難題的人們手中，也許他們并不認為自己是無能的……什么事情都依靠當權者來決定的習慣幾乎已成了這個民族的本性。清國人民對當權者在博得人民信任后又反過來對人民進行巨大欺騙并非一無所知，他們祖祖輩輩都毫無例外地忍受過來了。大量過去的事例告訴我們，他們寧愿被欺騙。

當時一般老百姓并不了解維新派的主張，更無從體察他們救國救世的良苦用心。而維新派也從未將目光投向大字識不了幾個的平頭百姓。人們對戊戌變法表現出驚人的冷漠和抵制。在一位中國學者筆下，維新運動是歷次重大事件中留給民眾印象最淡薄的：

查一下湖南地方志，就可感到邊遠地區和農村并沒有受到維新運動的波及。如《嘉樂縣志》對咸豐年間太平軍的活動記錄極為詳盡，而戊戌年的記載卻未提及維新運動一字;《安鄉縣志》記有該縣戊戌年三件大事：“南洲門設站”，“夏五月十三大風雨，屋多傾頹”，“匪寇焚衙署，毀民居，縣紳集民兵御殺之”……均無一件與維新運動有關。

--鄭焱《湖湘文化背景對湖南維新運動興衰的制約》

在維新運動搞得最火紅的湖南，民眾認為所謂維新還不如大風吹倒了民房重要，此地尚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一場初衷即為富國強兵、為民謀利的變法運動，竟然曲高和寡，應者寥寥，最后演變成無人喝彩的政治獨角戲。維新派與一般民眾的隔膜之深，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最后甚至成為一種敵意。“身后是非誰管得，滿村爭說蔡中郎”，轟轟烈烈的政治運動，也許還不如他們夕陽古柳下的一場評書有趣。可見這場維新運動遇到了一個多么復雜尷尬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