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句古話叫“鳥盡弓藏、功盡人亡”，歷朝歷代，功臣難以善終似乎是個難以跳出的怪圈。雍正年間的年羹堯，在其風光之時，有位來自浙江錢塘的舉人汪景祺向其投書，其中大肆奉承，說“閣下乃詞林之真君子，當代之大丈夫”；“制敵之奇，奏功之速”，史上無人可及；什么郭子儀、李元昊、裴度之流，和“年大將軍”相比不過是“熒光之于日月，勺水之于滄溟”；“閣下勛名如此其大，功業如此其隆”，不啻于“宇宙之第一偉人”。上書還不夠，汪景祺又寫了六首專門吹捧年羹堯的七言律詩，其中有這么幾句：“詞臣帝簡撫巴川，開府巖疆十二年；克敵星奔千里寇，寧人月靜百城煙”；“疊鼓鳴笳聽凱奏，前歌后舞望車塵；蕪詞敬賦從軍樂，欲謁千秋第一人。”誠可謂馬屁拍得山響。

要認真說，拍馬屁也是門官場學問，汪景祺的功夫就很到位，年羹堯閱后心花怒放，于是將其收入幕中。汪景祺是個不得志的幫閑文人，他去見年羹堯原本只為打秋風，誰知這一打，給自己打出了大災禍。不久，汪景祺又給年羹堯上了一書叫《功臣不可為》，其中說：功臣之所以難做，問題出在主子身上。那些主子既害怕別人作亂，又要依靠功臣去戡亂；但平亂后，往往又猜疑功臣，認為功臣既能定亂，必也能作亂，因此對功臣起疑懼之心；功臣得到主子的封賞后，往往被小人嫉恨并在主子面前大肆中傷，要是功臣壯著自己的功績，在主子面前直言相諫的話，往往被主子認為驕橫，進而怒之、厭之；如此一來，“進不得盡其忠節，退不得保其身家”，功臣無論如何都要獲罪，難逃一死。

汪景祺上書之日，正是年羹堯受寵之時，他對汪的勸告不以為然，未作理會。不料后來“年案”爆發，浙江巡撫福敏、杭州將軍鄂彌達奉命查抄年羹堯住所時，汪景祺所寫的《西征隨筆》被發現，據其奏報，“臣等公同搜查年羹堯內室并書房，櫥柜內書信并無一紙。隨將伊家人夾訊。據供，年羹堯于九月十二日將一應書札盡行燒毀等語。及問年羹堯，供詞無異。臣等再加細搜粗重家伙，于亂紙中得抄寫書二本，書面標題《讀書堂西征隨筆》，內有自序，系汪景祺姓名。臣等細觀，其中所言，甚屬悖逆，不勝驚駭。……”待雍正看到《西征隨筆》后，那真叫恨得咬牙切齒，其在書封上痛批：“悖謬狂亂，至于此極！惜見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種得漏網也！”據說，“此、種”二字間似脫漏一“雜”字，雍正之怒，直透紙背。

那么，汪景祺究竟何許人也，他在《西征隨筆》里又寫了什么，竟惹得雍正如此大動肝火呢？說來此人也非下層，其父汪霖曾任戶部侍郎，其兄汪見祺曾任禮部主事，也算是高干子弟，而汪景祺少時即有文名，只是科場上遠沒有年羹堯那般一帆風順，一直熬到康熙五十三年，年屆四十的他才考中舉人，其功名之渺茫、仕途之慘淡，幾乎已成定數。雖說久困于科場，但汪景祺一向恃才傲物，目中無人，如其在《西征隨筆》中說的，“憶少年豪邁不羈，謂悠悠斯世，無一可與友者”，直到五十歲后，“漸知素昔之非，降心從人，折節下士。”也就在這段時期，汪景祺被年羹堯延請入幕，隨同游歷，之后即將西北地區的見聞記錄成書，獻給年大將軍作紀念收藏。事后，年羹堯未以此書為不是，獲罪時亦忘記加以銷毀，由此牽涉兩人，成此大獄。

除以上馬屁詩文及《功臣不可為》外，《西征隨筆》中觸怒雍正處頗多，其中有妄議朝政的，有對年羹堯、胡期恒歌功頌德的，更有拿康熙老爺子開玩笑、說“皇帝揮毫不值錢”的。所有這些，最后都成了定罪的依據。汪景祺最嚴重的當然是“皇帝揮毫不值錢”這句，其中原委是這樣：康熙南巡無錫時，士人杜詔道左獻詩，康熙頗許可之，遂賜御書綾字，杜捧歸啟視，則有“云淡風輕近午天”之句。某無錫人聽說后，以為皇上題詞未免淺薄，遂戲作一七言絕句，曰：皇帝揮毫不值錢，獻詩杜詔賜綾箋；千家詩句從頭寫，云淡風輕近午天。“云淡風輕近午天”出于北宋理學家程顥的名詩《春日偶成》，原詩為：云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此為南宋謝枋得編的《千家詩》第一首第一句。想必知道其中危險，汪景祺書中未說這個無錫人是誰，但“不欲言其姓名”的結果則成了自己有意譏訕康熙皇帝（不排除就是出自汪手）。退一步說，即使不是汪景祺所作，其將此事此詩紀以入書，已有明顯的譏訕故意。這在當時，可是要被殺頭的。

再有對時政的譏諷，汪景祺說雍正清查虧空以來，“諸臣承望風旨，搜根剔齒”，惟以刻薄為能事，甚至“辱及婦女，禍至兒孫”，如山西介休知縣“卒于官，虧帑數百金”，山西巡撫諾敏行文陜西清查其乾州老家，僅查得“破屋十余間，基地五分，又地五十余畝而已”，而驚恐之下，“兩子皆懼罪亡命”；再如西安府臨潼縣令丁某，病故后亦以虧帑，后查其家產，僅銀戒指六枚、銀簪二枝，及男女衣服十六件，“并婦人之褻衣在焉”。“褻衣”即今之所謂內衣，汪景祺對此大發議論：“嗚呼！罪人不孥于婦人，何罪而至褫其褻衣以為快？況所值幾何耶？”

此外，汪景祺在書中大肆菲薄吏部尚書兼文華殿大學士張鵬翮，并借機妄議康熙及皇太后尊號，說什么德妃“皇太后”及康熙“清圣祖”之尊號都來自張鵬翮的自作主張，并連用了三句“誰敢有異議者”，以增加其戲劇性。這篇文章中，最前一段說張鵬翮在翰林院時，“貌如好女子，諸同年皆戲弄之”，散館時康熙也說他竟似“戲旦”，張鵬翮大慚之余，才“矯強修飾，自稱道學先生”。后面一段就更不像話，說張鵬翮為部郎時，一日早朝歸，“朝衣未脫”而與仆婦行淫，結果被夫人抓個正著，張“朝衣冠偕寸絲不掛之仆婦跪受責”。張鵬翮是康熙朝的名臣，雍正初歿后被樹為典型，其為官數十年，素有清廉之名，汪景祺之談多屬無稽，而其文中用筆輕薄，如同有色段子，這是不甚妥當的。令雍正不可容忍的是，書中竟將康熙及皇太后的尊號來歷以講笑話的方式揉入，這等大不敬，比吹捧年羹堯更為嚴重得多。此外，汪景祺還曾非議“雍正”之年號，說“正”字有“一止之象”，歷來有“正”字的年號如“正德”、“正統”等都非吉號。這等妄議，在當時何止會斷送自己性命，就連家人、親友也得被連累。

事后，汪景祺按“大逆不道”罪被斬立決并梟首示眾，其妻發遣黑龍江與窮披甲之人為奴；其親兄弟及侄輩俱革職，發遣寧古塔；五服內族人，無論現任及候選候補者，查出后俱革職，并交由原籍地方官管束，不得出境。這等牽涉面，比年羹堯還要嚴重。汪景祺或許有些無聊或無恥，但他怎么也沒想到，這本小冊子竟會帶來如此災禍。據說，其妻遭遣發時，“家人設危樓，欲其清波自盡”，以全其名。但是，死生乃千古艱難之事，其妻仍欲求生，“盤膝匍匐而渡”，“見者傷之”。至于汪景祺就更慘，他的首級被掛在菜市口的通衢大道上，一掛就是十年。直到雍正駕崩、乾隆繼位后，在左都御史孫國璽的請求下，汪之頭顱才被取下掩埋。政治之案，文字之獄，慘烈如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