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明史，像有口痰卡在喉嚨里，吐不出，咽不下。

明朝末年，木匠皇帝朱由校寵信太監魏忠賢，小人當道，朝綱不振，僅有的幾個曉事的士大夫又郁于門戶之見，擠占著原就很小的政治空間。待到朱由校的弟弟朱由檢(朱由校無子)上臺，才似乎稍有改觀。魏忠賢被處死，閹黨失勢。整個帝國咋一看風正帆滿，大有可為。

但同時帝國之內，卻也狼煙四起，民不聊生。更何況關外的女真人逐漸坐大。用現在時髦的話說就是既有挑戰也有機遇。有挑戰是因為柱石已爛，有機遇是因為尚未爛透。像后來的清朝，庚子義和團之后慈禧老太太與時俱進也想玩什么新政，但最后失敗了，沒玩起來。失敗不是說新政不好，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新政比當年康梁的變法有過之而無不及。只是此時已沒有了當年康梁變法時的環境，就像一株蘭草從山谷移栽到沙漠，即使品種再好，花開得再美都無濟于事了。

回到晚明，朱由檢的駕臨確如一劑強心針讓帝國看到了希望，可接下來朱由檢的表演卻讓所有人大跌眼鏡。可以說越到后來，帝國的任務越明確。農民起義軍中李自成一家獨大，女真人懾于寧遠和寧錦兩次失利，未曾有窺覷九五之心。小朱皇帝此時如果能化挑戰為機遇，那明朝是否就此OVER，還不一定。而且歷史也確實給了小朱皇帝兩次絕好的機會。

一次是崇禎十五年(1642)，關外要塞錦州落入清軍之手，小朱皇帝吃不消了，便與兵部尚書陳新甲商量，要與清軍議和，以便騰出手來對付李自成等農民軍。按說，從當時和事后來看，這一決策都極端英明。可幾天之后，小朱皇帝變卦了。原因很簡單，因為議和之事不慎泄密，經過如下“一日，馬紹愉從邊關發回議和條件的密函，陳新甲置于案上，其家童誤以為是《塘報》，交給各省駐京辦事處傳抄，事起泄露，群臣嘩然。”按說打戰這種事，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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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程朱以來中國的士大夫多有股偏狹之氣，所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更何況要跟這么一個夷狄站在平等的地位來議和。這在華夏幾千年的歷史中都是常被視作奇恥大辱的。不信，你看漢朝對匈奴的和親，被士大夫譏諷得什么樣子。再不信你看北宋與契丹的和議常常為了名分，如我兩國到底是兄弟之國還是叔伯之國爭論不休，甚至不惜花錢買個名分。即使到后來西方列強憑著堅船利炮進來了，國人此種心理亦然。《南京條約》一簽訂，當局最痛心的不是割地賠款，也不是關稅協定，而是開埠通商。

礙于所謂的公議，崇禎沒了主意，他鐵定了不愿承擔議和的罪名，所以他想了想，決定棄卒保帥。當群臣來質問他向他要個說法的時候，他把一切都推到了陳新甲的頭上。于是陳新甲理所當然地下獄，理所當然的被處死。值得一提的是，關在牢里的時候，陳新甲還天真地四下打點，想保住性命，可崇禎殺人滅口之意已決，陳新甲冤死菜市口，帝國也由此失去了一次絕好機會。但崇禎還有一次更好的機會，那就是跟另一個敵人李自成。

李自成原本是帝國郵政系統的一名工作人員，由于下崗分流，無以為生，結果只得走上武裝反抗的道路。當時正值災荒，流民遍地，所以李自成的農民軍從陜西的商洛山一路勢如破竹。

崇禎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下北京外城，形勢一片大好，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此時他卻派出一個投降太監杜勛與小朱皇帝談判。條件很優惠：劃分天下，賞銀一百萬兩，承認陜西和山西為他的封國。同時作為交換條件，承諾農民軍與政府軍一起對抗大清。

如此的形勢之下，開出如此厚道的條件，以后來人的眼光看，只要不是豬都會答應，所謂識時務者為俊杰。老實說，小朱不是豬，而且當時他也動心了，可同上一次一樣，群臣又認為不可，群臣到底如何想的，不必多說了。可憐的是馬到懸崖了，作為騎馬人的小朱皇帝還是不敢獨自承擔與賊匪(在他們看來是)議和的壓力，原因同樣很簡單，在帝國幾千年的歷史中對于賊匪從來只有兩條路——剿與撫，至于議和，不要說說，就是想都不能想。機會稍縱即逝，到最后小朱皇帝和帝國的面子確實保住了，但農民軍稍一發力，小朱皇帝和他的先祖朱元璋建立的帝國就隨著他們的面子死不剩渣，灰飛煙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