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硬脾氣”，眾所周知。

1925年發(fā)生的一件事兒，讓魯迅的“硬脾氣”有了用武之地。說起來，這是魯迅任職教育部僉事時，發(fā)生的一起訴訟。

當時，爆發(fā)了著名的“女師大風波”。在學校中兼任教師的魯迅，站在學生一邊，抨擊了楊姓校長的種種劣跡，支持學生的正當訴求。而教育部最高長官章士釗，則支持楊姓校長。這么一來，兩人難免矛盾激化。

兩人之前在文學上已頗有分歧，并在報刊上“筆戰(zhàn)”不斷。而這起風波，立場的不同，讓兩人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在魯迅看來，自己行得正，站得直;但在章士釗看來，魯迅卻有點“無理取鬧”。

他認為此時的魯迅，畢竟還是以教育部的職位為正職，在女師大授課，不過是兼任。而且，這風波是因學生不滿校長而起，和兼任教師的魯迅，實在沒什么關系。在這種情況下，魯迅幫著學生，反對自己的上司，在章士釗看來，這就是“瞎攪和”。

章士釗認為，魯迅別有用心。所以，如何處理上，章士釗是先禮后兵。先派人安撫魯迅，讓他不要鬧，還說如果不鬧，以后就讓他當校長。但魯迅沒有讓這“糖衣炮彈”炸丟了理智和操守，果斷拒絕了。

接下來，章士釗得到段祺瑞批準后，以“迅不及掩耳手段”，將魯迅免了職。不過，章士釗將魯迅免職，并非真的想一腳把他踢開，而只是想小懲大誡。在章士釗看來，得了教訓的魯迅，只要回過頭來，好言相求，保證不再鬧事，自然就可以復職。

哪知，這卻正好觸到了魯迅的“硬脾氣”。他一紙訴狀，將教育部給告了。

受理這官司的，是平政院。平政院在裁決書中提到，首先魯迅是否有違規(guī)行為，應當誰主張誰舉證，教育部既然認為魯迅違規(guī)，就該提供充分證據，但這點教育部沒做到;二來，就算魯迅真的違規(guī)了，也該交由相關委員會裁決，教育部沒有權力將其免職。同時，章士釗的理由是“形勢嚴重”，所以不得不簡化程序，以“迅不及掩耳手段”將魯迅免職。但平政院認為，區(qū)區(qū)一名僉事，在報刊上發(fā)表文章，支持學生運動，所造成的影響也挺有限，和“形勢嚴重”實在是不沾邊。基于以上種種理由，平政院判定，免職命令無效。

其實，早在魯迅決定訴諸法律、維護自己權利時，教育部就希望能小事化了。章士釗本意，也并非將事情鬧大，而是希望對魯迅小懲大誡。所以，在訴訟過程中，章士釗一直希望能和解，且不惜替魯迅安排了一份委員會的工作，直屬于教育部，比免職前的職位更吃香。無奈，魯迅鐵了心，非把官司打到底。

這場維權官司，有幾點還是挺令人欽佩的。

首先，魯迅從始至終，堅持不和解，就連律師都沒請，全由自己親自上場。訴狀是自己親筆寫的，開庭答辯時，也由自己來。可見，魯迅的脾氣，硬得可以！

其次，平政院的判決效率和結果，多少令人心生敬佩。效率上，從起訴到勝訴，不過半年的時間。魯迅告的，可是堂堂的教育部！而比起效率，更令人意想不到的，還是這官司的結果。

一說起那個年代，多數的印象，總和軍閥混戰(zhàn)脫不了關系。你方唱罷我登場，政局瞬息萬變，軍閥混戰(zhàn)，社會黑暗。于是乎，司法自然也成了軍閥操縱政局的工具，為何判決結果反倒讓魯迅勝訴？

堂堂教育部，敗在一個小職員手里，這在任何時候都是少見的！一方面，固然有輿論壓力的作用，借官司的判決來緩解洶涌的民憤，平息學潮;但同時也說明，當時哪怕社會黑暗，但司法還是有一定的獨立權。

而從另一反方面看，魯迅打筆仗在行，打起維權官司來，也毫不遜色。